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占城稻的传入及其对晋江的影响略考
占城稻的传入及其对晋江的影响略考
吴远鹏
摘要:本文通过福建省、泉州、晋江现存地方志的有关记载,考证外来优良水稻品种——占城稻的传入问题,并以《宋史》及北宋笔记体野史《湘山野录》的相关记载加以印证;同时分析占城稻的传入和推广,给古代晋江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福建晋江;占城稻;传入;影响
水稻是中国尤其是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民以食为天”,历代所修闽省及府、县地方志乘,都将“稻之属”列于“物产志”卷首加以记载。
在历代志书的“稻之属”中,经常可以看到“占城稻”这一从外国引进的水稻品种。“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原产占城,国名为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占城地势不平坦,多矮山丘陵,高温多雨,属热带季风气候,占城稻最早就是野生在矮山丘陵上的稻谷种类,其特点是稻穗无芒,颗粒较小,耐旱力强,对土地要求不严,生长周期较短,成熟也较其他水稻为早。“占城稻”成为中国引进的外来优良水稻种,种植较广,影响很大。
清乾隆版《晋江县志》(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和道光版《晋江县志》(清道光十年〈1830〉钞本)在物产志中都记载有“占城稻”,但对这一外来优良水稻种是何时、怎么传入晋江的,这两部现存的县志都没有说明。
下面,对占城稻的传入及其对晋江的影响略作考证阐述,以就教诸方家学者。
一、占城稻传入的史料考察
清乾隆版《晋江县志》卷之一《物产》,有如下记载:
稻之属
早稻春种夏收,有赤、白二种。
晚稻秋种冬收,有赤、白二种。
大冬春种冬收,有赤、白二种。
寄种与早稻同下种,至十月乃结实,赤色。
青晚种与收迟早稻一月,赤色。
占城稻耐旱,其色有白、有斑、有赤,种至熟仅五十余日。
白香春种秋熟,壳黄,米白,味香。
白柳秋种。
连江早春种。
黄蓝米微似白香,春种。
三公早米白,有一公、二公、三公三样,秋种。
已上秔稻。
早秫春种夏收,有赤壳白米、白壳赤米二种。
晚秫秋种冬收。
大冬秫春种冬收,或白或赤。
已上糯稻。[1]
成书时间较迟的清道光版《晋江县志》卷之七十三《物产志》,在“稻之属”目下加了一段无题小序:
稻之属
有秔、稻二种。《说文》谓稻为粳、糯、稌属也。今之食米皆粳稻,酿酒则糯稻也。《闽中记》:闽人以糯稻酿酒,其余揉粉,岁时以为团、粽、粿、糕之属,晋邑尤尚。[2]
其余内容则沿抄了乾隆版《晋江县志》的内容。
从上述记载看不出占城稻传入晋江的时间和具体情形。
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宋代状元宰相、泉州人梁克家主纂的淳熙《三山志》(南宋淳熙九年〈1182〉成书),就已经有“占城稻”的记载:
今州倚郭三县两熟:早种曰献台,曰金州,曰秫;晚种曰占城,曰白香,曰白芒,通谓之稻。至外县,名色尤多。按《闽清图经》:早稻之种有六:曰早占城、乌羊、赤城、圣林、清甜、半冬。而乌羊最佳。晚稻之种有十,曰晚占城、白茭、金黍、冷水香、栉仓、奈肥、黄矮、银城、黄香、银朱。而白茭、冷水香最甘香;奈肥,独宜卑湿最腴之地。糯米之种十有一:曰金城、白秫、黄秫、魁秫、黄 秫、马尾秫、十秫、腊秫、牛头秫、胭脂秫,而寸秫颗粒最长,盖诸邑亦或通有之。占城,相传其种自占城国来。大中祥符五年,淮浙微旱,遣使福建,取种三万斛分给,令种莳之。今土俗谓之“百日黄”是也。(卷第四十一《土俗类三·物产》)[3]
说明在南宋淳熙(1174~1189)之前,占城稻就已经传入福建。
万历版《泉州府志》(明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记载:
占城稻耐旱,其色有白、有斑、有赤,种至熟仅五十余日。涸燥之地多种之。七邑俱有。[4]
而乾隆版《泉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记载:
占城稻耐旱,白、赤、斑三种,自种至获仅五十余日。五邑俱有。《湘山野录》:“宋真宗以福建田多高抑,闻占城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得一十石以遗其民,使莳之。”[5]
另据成书于明弘治二年(1489)的《八闽通志》(明·黄仲昭编纂)卷之二十五《谷之属》记载:
占城稻,无芒而粒细。《湘山野录》:“宋真宗以福建田多高仰,闻占城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得一十石以遗其民,使莳之。”《三山志》谓其有早、晚二种。《邵武志》谓其种有六十日可获者,有百日可获者,今八郡皆有之。[6]
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和明弘治版《八闽通志》两部志书所引《湘山野录》的记载文字完全一样,而成书时间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的万历版《泉州府志》并没有这段记载,可以断定乾隆版《泉州府志》的记载当来自于明弘治《八闽通志》。这段记载提到宋真宗遣使求取占城稻种,由皇帝亲自引进一个农作物品种,在具有重农传统的中国,是历史空前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从“七邑俱有”“五邑俱有”“今八郡皆有之”,则可以看出占城稻在传入以后在福建被普遍推广种植。
《湘山野录》是北宋时一部笔记体野史,全书三卷。作者文莹,系僧人,字如晦,一说字道温,北宋时期钱塘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至神宗(998~1085)这一段时间。文莹虽身在佛门,但其时频与当朝大臣交往,且记载于书中。《湘山野录》撰成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 1077),主要内容是记载自北宋开国至神宗时期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朝章国典、宫闱秘事、将相轶闻,以及风俗民情,但主要内容还是朝廷高官显贵的轶事逸闻。其卷下《真宗求占城稻种》条记载: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7]
这条史料出自北宋当朝,其真实性程度很高。两相对照可知,明弘治《八闽通志》是取其需要的占城稻、去其不需要的西天绿豆而加以记载,将“占城得种二十石”记成“得一十石”,还忽略了“以珍货求其种”及真宗赐御诗两条重要史料。
不过,释文莹的记载虽说史料价值高,查考正史,可以发现他将几件事情混为一谈了。其一是真宗遣使求占城稻种。其二是真宗推广种植占城稻。据《宋史·食货志》志卷一百二十六《食货上一(农田)》: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8],将占城稻种植由福建推广至江、淮、两浙地区。文中“旱稻”盖指占城稻耐旱,前引梁克家纂淳熙《三山志》所载“占城,相传其种自占城国来。大中祥符五年,淮浙微旱,遣使福建,取种三万斛分给,令种莳之”[3],将此事记为大中祥符
五年(1012)。其三是真宗将占城稻种植于禁苑,与近臣同观并赐诗。上引《宋史·食货志》紧接着载有“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8]。而据《宋史·真宗纪》记载:
大中祥符六年
九月庚寅,幸元偁宫视疾。丁酉,出玉宸殿种占城稻示百官。
……
天禧二年
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遂宴安福殿。[9]
则真宗与近臣同观占城稻有两处记录,分别是大中祥符六年(1013)和天禧二年(1018),而赐诗估计是后一次在安福殿聚宴之时。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占城稻最早是传入福建再推广至江、淮、两浙地区的,推广至江、淮、两浙地区的时间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那么,宋真宗是何时遣使求得占城稻种让福建引种的?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占城稻何时传入的问题。由于《宋史》等重要史籍缺载,所幸在占城稻最早传入的福建地区的地方志留下一丝线索,据明万历癸丑版《福州府志》(万历十五年〈1613〉增订本)卷之七十五《杂事志四》“时事”,有如下记载:
大中祥符元年,芝生于龙眼树上。次年又生于荔枝树上。是年遣使取占城稻种。[10]
由此可以确定,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遣使求得占城稻种让福建引种,三年后,再推广至江、淮、两浙地区。占城稻传入晋江也应是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二、占城稻的传入对晋江的重大影响
耐旱、早熟的占城稻的传入和推广,给晋江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升。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北面倚山,三面临海,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原本适宜农作物生长。但自古以来,土地瘠薄,且沿海风大水缺,更兼夏秋季经常有台风来袭,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晋江耕地,分布最广的是砖红性红壤,又称赤红壤,俗呼“红赤土”;次为水稻土,只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三成。宋惠安进士谢履《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亦正是泉州首邑晋江的真实写照。
占城稻耐旱、“不择地而生”,使得许多高抑干涸之地也可以种植,大大增加了稻谷播种面积,而其生产期短,使得双季种、三季种也得到发展,故而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前面提到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因淮浙微旱,水田无收成,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这三万斛占城稻种,就应是取自福州、泉州、兴化、漳州这福建下辖之四州,其时离占城稻传入福建才不过三年功夫。
其次,是人口的增长。
占城稻带来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使得粮食的可供养人口大为增加,促进了晋江人口的增长。由于历史人口数据缺乏,从唐开元中(713~741)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近千年时间,史乘只记载泉州的户口数字,关于晋江人口的增长情况我们只能从整个泉州的情形来进行大致的反映。
从唐开元中到北宋太平兴国中,时间跨度约为270年,泉州户口从3.7万增加到9.6万,增幅为1.59倍;从北宋太平兴国中到南宋淳祐中,时间跨度也是约为270年,泉州户口从9.6万增加到近26万,增幅为1.71倍,丁口达到近35万,而这中间就跨越了史书记载的占城稻传入的时间:大中祥符元年(1008),说明占城稻传入后,人口增长幅度得到提升。
如果我们以这一比例来大致测算晋江在占城稻传入前后的人口变化情况,则可以得出在北宋太平兴国中,晋江户数约为4.2万户,至南宋淳祐中,晋江户数约为11.2万户,净增7万户,增幅为1.67倍,丁口约为10.3万。
第三,稻米进行再加工成辅食,增加饮食的花色品种。
如前引《闽中记》所记:“闽人以糯稻酿酒,其余揉粉,岁时以为团、粽、粿、糕之属,晋邑尤尚。”大米作为口粮有了富余之后,还可酿酒或再加工成辅食,如米糕、碗糕、粽子、米粉等,增加饮食的花色品种,米粉还大大延长了生米的保质期。时至今日,米糕、碗糕、粽子、米粉这些辅食还是人们日常喜食之物。一些辅食还与时令节俗相结合,成为习俗中不可或缺的,像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吃粽子,等等。
第四,成为出口货品,增加出口商品的品种。
晋江三面临海,良港众多,“虽欲就耕无地辟”,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古代晋江人投身商业活动,从而培养出浓厚的商业意识和经商传统,晋江人向来能商善贾者多。自唐代以来,晋江依托泉州首邑的重要地位,一直是重要的对外商贸港埠,晋江还具有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发达的手工业,保证了发展海外贸易所必需的丰富的外销商品。
在唐代,泉州是中国南方四大对外贸易商港之一,同亚、非地区海上贸易频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晋江的主要出口商品有丝绸、瓷器、铁器和土特产品龙眼、茶叶、牛皮等。五代时,泉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陶瓷和铜铁。
北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泉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主要出口商品有锦绫、皂绫、五色绢、白绢等丝织品,绢伞、绢扇等日用品,大量的陶瓷制品,包括阿拉伯人广泛使用的军持等,生铁、铜鼎、铁针等金属制品,各种土特产品,至于铜钱、铁钱更被外国人视为奇宝,大量外流。
南宋,泉州海上交通贸易的地位一跃而赶上广州,刺桐港“风樯鳞集、舶计骤增”,“涨海声中万国商”,成为世界东方巨港和国际性都市,对外贸易繁盛,出口商品也大幅度增加。曾任福建路泉州市舶司提举兼知泉州、南外宗正事的赵宋宗子赵汝适在治泉期间,泉州海外通商贸易正值兴旺,他勤于舶务,广泛接触外商,著有《诸蕃志》二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11],记录与泉州有交通贸易关系的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波斯、麻嘉(麦加)、非洲东北沿岸等58个国家和地区及外国进口货物,以及泉州出口商品和外国的交换情况,历来为史家所重。
当时的出口品种以丝、瓷为大宗。为便于说明情况,我们根据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将南宋时出口商品进行分类归纳如下:
纺织品与棉织品类:有锦绫,饰锦,建阳锦,缎绵,缬绢,白绢,五色绢,丝帛,白绫,皂绫,象眼(纺织品名)白布,红吉贝,五色茸等。
日用器物类:有各式瓷器(如青釉划花篦纹碗、黄釉铁绘花纹盘、军持、贯耳瓶、莲瓣碗、墩子式碗等),漆器(如漆碗、漆盘),铁器(如铁鼎、铁锅、铁针等),锡器,铜器,金银器皿,琉璃器皿,盆钵,牙杯,草席,梳子,藤器,凉伞,雨伞,绢伞,绢扇等。
食品饮品类:有茶叶,酒,糖,盐,米,麦,米粉等。
中药类:有川芎,白芷,朱砂,黄连,大黄,硼砂,干良姜,丁香,脑麝,檀香,沉香,豆蔻,砒霜等。
金属及矿物类:有铅,锡,金,银,铜,铁,矾等。
文化用品及其他类:有纸,笔,建本文字(即福建建阳麻沙版书籍),五色珠子,皮鼓,胭脂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时泉州的出口商品“食品饮品类”中出现了“米”,以大米为原材料的加工品“酒”和“米粉”,以及同样作为口粮的“麦”,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重大事件。如果不是占城稻的传入带来的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使得自给富足有余,可供出口,这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几点,是占城稻的传入和推广,给晋江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清)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晋江县志[M].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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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梁克家.三山志[M].南宋淳熙九年(1182).陈叔侗校注,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4](明)阳思谦修,黄凤翔类编,林学曾,等同编.泉州府志[M].明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影印,1985.
[5](清)怀荫布修,黄任,郭赓武同纂.泉州府志[M].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影印,1984.
[6](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明弘治二年(148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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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脱脱.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元)脱脱.宋史·真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明)喻政.(明万历)福州府志[M].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11](南宋)赵汝适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M].泉州文库丛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郭玉芳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吴远鹏,男,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研究方向为泉州地方史、华侨华人问题、对外交流史、泉州学以及思想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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